前不久，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正式出台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规划》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据有关参与制定该规划的专家披露，规划中，“红色旅游”在空间布局上，一方面突出重点和主题，一方面又兼顾到空间上的均衡。全国集中搞12片，分布于东南西北，囊括党的代表性历史。专家指出：受我国国情的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我国公民情感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红色旅游”的客源市场相对于其他旅游产品而言，非但不会因为气候等原因出现大的下滑，相反会因为纪念日以及节庆而瞬间增长，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一股“红色旅游”热正席卷神州。
　　在河北西柏坡，尽管已是寒意袭人的隆冬，但至今每天仍有2000人以上参观团队出现，丝毫没有旅游淡季的冷清。据西柏坡管理处透露，去年以来，到西柏坡旅游的人数比较多，平均每天在2000人左右，其中一季度参观人数同比增长43％，西柏坡“红色旅游”持续升温。
　　在江西，红都瑞金以长征70周年为契机，举行了一系列的“红色旅游”纪念活动，使去年到瑞金旅游的游客人数比上年净增15万，达到历史性的60万。瑞金市旅游局负责人表示：“希望3年内使旅游收入占该市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由不足5％提高至9％，使旅游成为瑞金市的主要产业。”
　　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红色旅游”潮一浪高过一浪，就连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石河子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也收获颇丰。这座军垦名城共接待游客130万人次，比上年增加两成，旅游总收入达到1．3亿元，增长三成多。当地媒体认为，这得益于石河子的“红色旅游”资源——军垦文化。
　　“仅去年10月3日一天，到韶山毛泽东故居参观游览的客人就有4.4万多，仅门票收入一项就多达55万余元，“这是连一般的自然景区也难实现的。”湖南省某旅行社的国内游市场部徐经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叹。
　　谈及“红色旅游”火爆的原因，他分析说，“近年来，随着政府对国民情感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日益重视，加上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与二者相关联的‘红色旅游’势必会火爆起来。”
　　其实，探讨“红色旅游”火爆的原因，不能不说去年8月间国家旅游局正式启动的“红色旅游”工程。这一举措给方兴未艾的“红色旅游”添了一把火。
　　据了解，“红色旅游”工程主要内容为，用5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重点建设以10大“红色旅游”基地、20个“红色旅游”名城、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为主体的“红色旅游”骨干体系。全面整合“红色旅游”资源，大力构建“红色旅游”体系，不断推出“红色旅游”精品和线路，并逐步辐射到其他“红色旅游”区（点），争取5年后全国“红色旅游”区（点）年接待游客人数达1．5亿人次、综合收入380亿元；10年后“红色旅游”区（点）的年接待人数达3亿人次、综合收入1000亿元。
　　去年11月上旬，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正式出台的《“红色旅游”景区建设规划》更是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据有关参与制定该规划的专家披露，规划中，“红色旅游”在空间布局上，一方面突出重点和主题，一方面又兼顾到空间上的均衡。全国集中搞12片，分布于东南西北，囊括的党的代表性历史，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以解放前为重点。满足市场广泛的需要，形成整体发展，特色化推进，这样一种分工协作的大格局。
　　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系的一位资深教授认为：“受我国国情的影响，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我国公民情感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以参观游览革命纪念地、纪念物为形式的‘红色旅游’又恰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成分，这样一来，‘红色旅游’的客源市场相对于其他旅游产品而言，非但不会因为气候等原因出现大的下滑，相反会因为纪念日以及节庆而瞬间增长，市场潜力不可估量。”
　　“红色旅游”，是地方政府多年探索的结晶，同时也是一个很及时的决策。”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研究所旅游规划中心主任石培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分析“红色旅游”规划出台的背景。他说，其实长年来，很多地方都已开展了类似旅游项目的开发，比如像贵州，策划过英国青年做形象大使，重走长征路；像四川早就提出来雪山草地的产品；井冈山、韶山的旅游更是传统的经典产品。另外是高层推进，各方政府重视，加之宣传力度的加大，从而步入了一个大家共同关注、蓄势待发的阶段。

　　“红色旅游”是一个新的产业体系

　　“有人说到遵义会址参观的人比去黄果树的人还多，那是假话。”在“红色旅游”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遵义，当地一位官员如是说。而据媒体披露，在著名的习水县土城渡口，四渡赤水的纪念碑高耸于小山上。蒿草埋过脚踝，四顾无人。“似乎很多年无人来过了！”尽管习水努力要把四渡赤水作为宣传点，但是，厦门一家公司在该县投资1个亿，开发的却是三岔河自然风景区。显然，在革命圣地与自然景点的竞争中，“红色旅游”还是落了下风。
　　在国家旅游局的主持下，曾对“红色旅游”进行过专题研究的石培华认为，“红色旅游”首先是政治工程，具有教育宣传的功能。其次是社会工程，主要用于扶贫。“红色旅游”景点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这是一种新的扶贫方式。第三，是精品工程，市场有需求，具有那么多的“红色旅游”资源。第四是文物保护工程。现实中存在这样一些文物，它不像古代的历史文物，有建筑、宫殿，它们的特点很多是散落在民间，和老百姓融为一体。比如一幅标语可能就写在农民自家的墙上，一个重大决议可能就在一所普通的民居中形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文物可能消失，作为一幅活的党史，这些功能怎样去体现？
　　同时，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也需要创新和发展。通过旅游的方式将娱乐和教育的功能结合起来，旅游和需求结合起来，就产生了这种新的产品。而且这种新产品具有很多现实的时尚需求。例如在青少年教育，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单位的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以及团队消费、带薪休假、会议旅游这种新产品，对于“红色旅游”是有需求的。还有就是精神层面的提升。比如长征，实际上长征精神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精神文化遗产。这种超越自我，追求自由，追求民族独立的精神，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共同追求。
　　把“红色旅游”汇入到一个新的旅游产业体系之中，是解决遵义这种现象的办法之一。比如红色跟绿色（生态旅游）怎么对接，红色和彩色（民族文化）如何互动？实际上，在长征中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是融入其中的，像贵州的彝海结盟。“红色旅游”实际上跨越了原先的单一的观光模式，比如遵义会议可以打造成会议旅游的精品，像四渡赤水可以延伸出红色拓展项目，“红色旅游”是一种多层次的，而且有时尚感的。

　　公费旅游需要重新定位

　　对于眼下方兴未艾的“红色旅游”，最令人诟病的是大多数“红色旅游”常常异化为公费旅游。据媒体报道，在“红色旅游”最热的7、8月间，在遵义会议的旧址，前去参观的大多是组团来的。一位经常报道“红色旅游”的当地记者说，采访这些游客很难，因为他们害怕被误会为变相的公费旅游。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党组织的活动，自己是不会来这里的。再说时间上也很难安排。”一位广东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说。活动的组织者深圳市罗湖区某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表示：“年轻人不知道历史，所以把他们组织到全国各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去参观。”而四川长虹驻遵义的李朝阳则向记者强调，他每次来遵义会址参观都是陪外地客人。
　　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去年一季度到西柏坡参观的总人数达到41603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机关、单位、团体、学校组织的团队旅游。如中国气象局、中央统战部、国防大学、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等国家机关和学校先后组团到西柏坡参观学习。
　　对此，石培华有着自己的见解。他承认在“红色旅游”中相当数量的客源是公费旅游的团队，但他认为，应该正确看待公款消费。一方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它包括政治、物质、文化、精神诸多层面的提高，将文化消费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也是“红色旅游”应该发挥的一个作用。既让人们得到了休养生息，又接受了传统教育，同时增进团队合作。因此在石培华看来，“随着小康社会建设推进，公款消费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应该进行新的定位。因为小康社会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以人为本，建设福利性的和谐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红色旅游’也可以算是一种单位文化福利。当然不一定全是政府或企业包揽，也可以有一部分自理费用，引导形成一种新的消费方式，以减少公款消费。而且其中能够启动的市场更多的应该是非政府消费，将企业的集团消费和青少年的传统教育引导进来，等等。”

　　“红色旅游”要避免庸俗化

　　如何将“红色旅游”打造成一个长盛不衰、具有吸引力和时代感召力的精品工程是各地“红色旅游”所面临的课题。
　　或许河南林县红旗渠人所走过的历程浓缩了“红色旅游”的变迁轨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红旗渠人决定开发自身资源。在渠上装上了护栏，安排村民在渠边架上照相机给游人拍照，还有人把家里的锅都搬来搞“餐饮”。当然，根据政府的意思，参观红旗渠的主要目的还是“学习精神”，不以赢利为目的，来红旗渠不收费，照相就交个胶卷钱，县里米饭1毛钱一碗……这种不以赢利为目的经营，使得红旗渠在最初开放的20年里，每年的客流量平均也没超出过20人。自2003年红旗渠在全国搞了一个巡回展后，招来了18亿元的订单。“不管怎么样，游客来了，红旗渠也就让人们知道了。”当地旅游部门的人至今提起仍津津乐道这次大手笔，“这绝对是红色老区精神在市场经济下的新动作。”
　　而随着交通的改观，“红色旅游”景点以往所特有的传统教育意义正在起着变化。现在从上海去红旗渠，只需要坐飞机到郑州，再坐两个小时的车即可到达。红旗渠上也架上了索道，如果游客不想吃苦，那么瞻仰红旗渠的方式也就是在1000米长的索道上遥望一条白色飘带。就连当地干部也承认，“与以前基层干部们爬红旗渠相比，现在这里太舒适了，教育作用越来越小。”
　　另据报道，在各地的“红色旅游”景点，都不同程度存在票价高昂、服务人员不服务消费者、文物陈列没有游客视角等问题。这都使游客兴趣大减。
　　在全国各地曾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过广泛调研的石培华表示，对于“红色旅游”资源的经营，需要跳出几个误区。第一，“红色旅游”不是简单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仅仅是基础，“红色旅游”产品还要精心设计，要符合旅游规律。第二，不是“红色旅游”景点就能成为“红色旅游”，要经过红色精神的挖掘，红色文化的展现，防止“红色旅游”开发中的庸俗化。第三，发展“红色旅游”不是简单地列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项目，搞搞设施建设，而是一定要有配套的建设。它的文化意义是什么，整个产品的卖点在哪里？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什么？要将它的特色产品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消费方式挖掘出来。
　　他呼吁，“红色旅游”不能简单地把“红色旅游”景点堆积起来，去申报项目。一定要研究、挖掘出个性，做出科学规划，确定符合旅游规律的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方向。
　　对于各地出现的“红色旅游”规划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石培华表示了担忧。现在很多地方热衷于将一些景点攒起来申报项目。在“红色旅游”景点的打造上，忽视原先景点所呈现的原生态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反而失去了历史的质感和文化的韵味。据报载，遵义会议会址周围1.5平方公里内的近4万平方米民居，由于计划修建城市标志性休闲广场而被拆光。在国家文物局干预之后，当地政府不得不对有些历史建筑作了恢复性重建，但已失去其历史的“原真性”。
　　在建设“红色旅游”项目上，要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红色精神，不挖掘文化是没有感染力的；不要重硬轻软，不要贪大求洋，动不动就搞什么场馆；要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探索新内容，开发新模式；在开发中，“红色旅游”要加强规范管理，避免庸俗化。